为了孩子的安全，中产应该如何自救？
作者：第一财经记者 杨小刚 陈汉辞 吕进玉
本文首发第一财经网
两个月前才在美国上市的红黄蓝教育集团（下称“红黄蓝”）又曝出虐待儿童事件。
据新京报报道，多名幼儿家长反映，北京朝阳区管庄红黄蓝幼儿园（新天地分园）老师涉嫌对学生扎针、喂药片，且身上有针眼。对此，朝阳区教育委员会工作人员11月23日告诉媒体，目前，已成立工作组进驻幼儿园调查。
涉事幼儿园门口聚集了许多孩子家长
朝阳区教育委员会工作人员表示，已收到家长反映相关情况，教委对此非常重视，已成立工作组进驻幼儿园调查。目前还在调查处理中，有结果会及时对外通报。
事实上，这并非红黄蓝第一次发生虐童事件：
今年4月，北京大红门附近的红黄蓝幼儿园就被曝出幼师虐待儿童，家长到园内殴打3名幼师，并引发了舆论热潮；
2015年12月，吉林四平市铁西区红黄蓝幼儿园5名教师因涉嫌虐童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并立案侦查。
但上述丑闻并未影响红黄蓝的快速扩张及其资本化之路。今年9月27日，红黄蓝教育集团（RYB）登陆美国纽交所，上市当日收盘价格25.9美元／股，较发行价上涨40%。截至记者发稿其股价保持在26.71美元／股。
起底“红黄蓝幼儿园”
根据其官网介绍，成立于1998年的红黄蓝专注在0～6岁幼儿及儿童的早期教育，先后打造了红黄蓝亲子园、红黄蓝幼儿园、竹兜早教套装三个教育品牌。截止2017年6月30日，红黄蓝集团在中国307各城市或地区布局，直营幼儿园80家，加盟幼儿园175家，FY7H1入学人次达20463人，亲子园853家。
朝阳区红黄蓝新天地幼儿园的业务主管单位是北京市朝阳区教育委员会。陈永春是出事机构（北京市朝阳区红黄蓝新天地幼儿园）的法人，他还是多家红黄蓝分支机构的法人或股东。
来自天眼查的资料显示，北京红黄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下称“北京红黄蓝”），位于北京市丰台区科学城航丰路8号，于2007年注册成立，注册资本715万美元，公司董事长为曹赤民，其他高管包括胡文、张慧洁、邓燕玲、史燕来、陈永春、孙闻宇等。该公司参股的红黄蓝教育机构遍布全国各地，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重庆、厦门、杭州、贵阳、大连、长春、徐州、常州、青岛等。据“红黄蓝亲子园”官方微博介绍，红黄蓝已遍布全国300多个城市1000多家园所。
红黄蓝教育（RYB Education Inc.）注册地是开曼群岛，于2017年9月27日在纽交所挂牌上市，成为纽交所迎来的第一家以幼儿园运营为主的中国企业。这也是中国国内第一家独立上市的园所运营类幼教公司。
根据红黄蓝教育集团8月30日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提交的申报文件显示，计划挂牌纽交所，融资不超过1亿美元，股票代码为“RYB”。
红黄蓝上市发行价为18.5美元。按照发行后总股本2866万股计算，红黄蓝教育市值将逾5.3亿美元。
按照本次发行量780万股计算，累计募集资金1.4亿美元，其中230万股，即4255万美元为第一大股东Ascendent Rainbow减持。
瑞士信贷集团、摩根士丹利和中金公司担任红黄蓝IPO交易的承销商。
截止11月22日，红黄蓝教育收盘价位26.71美元。相关资料显示，大股东Liang Meng 持股30.10%，曹赤民持股23.6%，史燕来持股13.5%。
红黄蓝招股书显示，在2014、2015、2016以及2017年上半年，公司营收分别为6505.6万美元、8285.8万美元、1.08亿美元、6433.8万美元；净利润分别为-133.6万美元、-129.6万美元、588.7万美元和490万美元。
本报记者注意到，红黄蓝的毛利率虽不算高（2015年、2016年、2017上半年分别为10.3%、15.6%、20.3%），但业绩却在上升，原因之一就是运营效率的提高和成本结构的优化。
红黄蓝四川地区负责人曾告诉媒体，目前在四川成都青白江的早教加盟费为37万元，每年7万管理费、履约合同保证金10万、教具商品款19.8万。
招股书显示，运营费用的营收占比从2015年的11.6%，到2016年的8.6%，在不断减少，2017上半年则为9.8%，但主要是受到红黄蓝上市中产生的其他费用所致。
招股书显示，红黄蓝2015、2016、2017上半年的营业成本分别7435.7万美元、9161.6万美元、5130万美元，占总营收比为89.69%、84.44%、79.73%，如此，其营业成本是呈逐年下降趋势的。
以下是创始人曹赤民和史燕来公开资料介绍：
曹赤民，红黄蓝教育机构联合创始人、董事长。1998年，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亲子园——红黄蓝亲子园，2003年，创办了红黄蓝幼儿园。如今，红黄蓝教育机构已经发展成为中国首家且规模最大的0-6岁一体化、综合性教育机构，旗下有红黄蓝亲子园、红黄蓝幼儿园、竹兜早教套装三大品牌，园所遍布全国300多个城市。2008年，与美国学乐集团达成战略合作。2011年，获得B轮风险投资。
史燕来，女，北京大学法学学士学位，北京师范大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研究生。1996年，史燕来和她的创业伙伴在中国科技馆开办了北京第一家翻斗乐儿童城；1999年和曹赤民一起创立红黄蓝亲子园，2001又一起创立北京红黄蓝儿童潜能教育娱乐有限公司；2003年创办红黄蓝幼儿园。
缘何负面不断，红黄蓝却仍能够继续发展？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对记者表示，幼儿园发生虐童案后，对相关机构的影响仍要打上问号。首先是问责机制上，通常只是相关直接责任人被处罚。体制内的公办幼儿园会面临园长撤职、教育部门负责人被处罚。而民办幼儿园则是相关老师和园方被问责，资本方则无责任追究。
此外，虐童事件发生，机构的招生因为幼儿园资源的匮乏而不会收到影响，这也就导致市场的选择机制不会对幼儿园品牌方的运营造成压力，整改的动力自然不足。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我国全面二孩政策的放开和新民促法的实施，使得幼教行业迎来政策和人口红利。中投顾问产业研究中心预测，到2020年我国幼教市场规模将达3480亿元，未来五年增速约为20%。
至臻资本合伙人李健民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表示，当下不少投资机构开始关注幼教领域的原因在于，法律层面的修改给幼教产业足够的空间，其次许多幼教资产看到了资本化路径，资产证券化被激活。幼教领域非常宽泛，规模非常大，而且资产优良，如何通过资本方式去整合，这是整个投资界都在推进的事情。
第一财经记者梳理发现，仅在A股中跨界布局幼教产业的企业就包括威创股份、秀强股份、长方集团、和晶科技、勤上光电等。其中威创股份旗下金色摇篮在今年10月也发生了教师虐待幼儿事件。
“目前幼教领域仍是监管乏力，市场机制选择失灵的情况。而行业竞争体现在资源驱动、位置驱动的层面，大部分企业还没有上升到运营驱动、品牌驱动或创新驱动。企业借助资本可以实现企业自身的迭代升级。但虐童事件的频发也反映出了当下许多幼儿园过于追求业绩，使得师资和教育内容不能够被得到保证。”上海一幼教机构市场负责人向记者透露。
幼儿园安全与中产自救
刘远举
在上海妇联公布处罚《现代家庭》杂志社社长的处理结果之后，并没有见到教育部门对其监管失职的跟进与处理，也没有出台相关制度以防止类似事件。虐童事件，作为个案，似乎已经结束。
（编者注：11月23日当日，就在本文发布后不久，红黄蓝北京新天地幼儿园被爆出虐童事件，据家长反映，几名孩子疑似在幼儿园被扎针、喂药片，具体是否涉及其他虐童行为，还有待进一步调查。）
携程亲子园虐童案之后，家长能保障自己孩子的安全吗？答案非常悲观。
根据媒体梳理的结果，2017年，已有19起不同程度的“虐童事件”，如携程、北京金色家园幼儿园等。这些虐童事件，不过是浮出水面的冰山。客观而言，全国各地的虐童事件，是一个发展中的问题。实际上，相关事件中暴露出来的各种虐童技巧，长期的存在中国的幼儿看护行业中。30多年前，笔者在一家市立幼儿园上学，幼儿园属于当地卫生局所办，为本系统职工服务。幼儿园有彩色电视机、风雨操场、各种游乐设施、游泳池，有外国人来参观。这些硬件条件，在上世纪80年代初，已属顶级，但是，幼儿园老师对孩子的看护“技巧”，也包括午睡不乖时，在眼皮上抹万金油。
显然，这些技巧流传至今，还加入了诸多喂安眠药、喂芥末等与时俱进的手段。但是，与30年前不同，这些技巧已经不再被中国社会接受。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全国各地的虐童事件，是一个因社会进步而凸显出来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从普遍性与长久性来看，这与当年全国各地的校车事件一样，需要顶层制度的响应方可更大程度的解决。遗憾的是，携程亲子园虐童案，做为个案已经结束，公众并未看到当年校车事件之后的制度层面的响应，那么，可以做出一个悲观的预言，中国幼儿安全的糟糕局面，必然会继续下去。
中国的0-6岁的幼儿看护、教育领域，公共服务状况并不令人乐观。2012年政府颁布的《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严厉限制了幼儿园入园年龄，不少公办幼儿园陆续取消“托班”。与此同时，计划经济时代单位办托儿所的现象也不复存在，而民办不但因资质受抑制，而且质量也堪忧。目前，中国的0到3岁幼儿托管率只有4%。即便3-6岁的幼儿园阶段，不少城市也都存在入托难。卖方市提供的服务质量低下，是逻辑上的必然。
实际上，正是长期以来相关领域低下的公共服务质量，才有了中产自救。
虽然携程亲子园是企业牵头，但福利终究来源于员工劳动，所以，某种程度上，携程的亲子园可以看做作为中产的携程员工，以自我救济的方式，自己组织相关服务的生产。这种以企业牵头形式出现的中产自救，试图自力更生的解决一些急迫需要的公共服务问题。然而，这种中产自我救济并不被允许，钱之外，有太多的障碍。以资质之名，携程被强制采购指定方提供的服务。中产自救，沦为了寻租的对象。
对政治冷感，只愿看到正能量，试图用钱进行自救的中产，再一次被拉进了和农民工同样的陷阱。
当一个上海的中产妈妈，看到关停农民工子弟校，看到哭泣的母亲与留守儿童，可能觉得应该关，城里人太多了，要以教育控人，赶走一些人。中产妈妈以为自己在高大上的写字楼里上班，孩子永远不会去农民工子弟校。但是，自我救济的亲子园，被叫停了，理由与关停农民工子弟校一样——资质不够，然后，被强行采购指定方的服务，然后，孩子被虐待了。这时，中产妈妈和骨肉分离的农民工妈妈一样，伤心地哭了。同样的资质理由，既体现在关停农民工学校，同样，也体现在中产的亲子园。
每一种中产焦虑都对应着一种底层苦难，中产焦虑与底层苦难，从来都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同样一片天空下，怎会有两种温度？所以，同情心、同理性、恻隐之心、人道主义，才是人们一起保卫自己美好生活的最好方法。
而携程幼儿园的事件，该不该被归咎于携程？不妨给出一个具有画面感的场面：一些知名企业在饭局、茶叙之时，一人苦口婆心地劝导另一人：你还是少说几句，少做一点，你看梁建章，费力不讨好，惹上一身麻烦。另一人无言以对，从此绝口不言。此情此景，是中国社会的损失，也是良知的损失。
长期以来，执法吃大户，“舆论归咎”吃大户的现象一直存在，并且，在具体的现实舆论情况下，舆论在归因时，往往只能指向企业。比如，使用外卖餐盒的餐馆，消费的是普通消费者，但在讨论白色污染的时候，舆论不是指向多年未能执行的垃圾分类制度，以及背后的相关部门，而是指向外卖平台。其实，归咎携程，这个服务购买方的监管不力未能及时察觉，与归咎父母未能及时察觉异常，只有一线之隔。
自救不易，但孩子仍不能放弃。对于一个社会而言，整体观念、素质，乃至制度，都无法短期提升，但技术却是一个短期的变量，可以迅速提升。比如支付宝，曾在中国信用荒芜的情况之下，开辟出安全、繁荣的网购环境；再比如校车，很多校车事故都是路况、人员所造成的，中国的乡村道路，人员素质都很难短期改变，但校车本身的安全性能却是可以迅速提升的；再如网约车软件，同样的外部环境不变的情况下，迅速组织起超越传统出租车的，安全优质的服务。
那么，回到幼儿园安全问题，技术可以带来什么帮助？
熊孩子调皮起来，父母都忍不住要打几下。一个老师，面对这样一群孩子，要说不烦，是不可能的。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违背人性的岗位，而幼儿安全问题，自然也是一个普世性的问题。有一位美国作家，在深入美国幼儿园的生活之后，发现美国幼儿园同样存在老师态度粗暴，甚至虐待孩子的现象。
所以，幼儿安全问题的本质，不是教育技能问题，而是如何处理，不能言说、不能表达自己、在心智与体力上都毫无反抗能力的幼儿，与成年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显然，有了这个认识，就能明白，孩子的安全不能托付给人性的善，而是要防止人性的恶。
这位美国作家给出的建议是：家长不定期探访幼儿园；仔细观察孩子的异常现象；实时的摄像头。实际上，幼儿园铁门一关，家长就不能见到自己的孩子，在如今智能手机普及，互联网+改造传统行业的情况下，是一个不可理解的事。外部环境、从业人员素质，都很难短期改变，但是让家长手机可以随时查看孩子的情况，进而提高幼儿的安全水平，却是可以在几个星期内就完成的事情。
不过，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是，在微博上提到幼儿园实时摄像头，一些身在三四线城市，甚至县城的家长纷纷表示，幼儿园已经安全了摄像头，家长随时可以看，他们想不到大城市还未能普及。显然，这背后，不是技术问题，不是资金问题，而是公共服务的路径依赖问题。
三四线城市幼儿看护、教育相对更不发达，所以，留出更多市场空间，市场化程度更高，竞争程度更大，为了争取生源，幼儿园往往主动提供更好的保障，争取家长认可。但在一二线城市，公立幼儿园体系相对发达，政府管制体系也更加成熟而严格，由此造成了0-6岁的幼儿看护、教育更加倾向于卖方市场，不管公立私立幼儿园，都更加强势，自然不愿意提供实时视频，以免家长看到视频后，指手画脚。
由此可见，技术本身，仍然需要制度作为基础。冷漠的中产自救，终究是镜花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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